案例一、张某诉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裁判摘要】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或者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案例二、孙某诉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局工伤认定行政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裁判摘要】工作原因、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是否在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工作场所”，是指职工从事职业活动的场所，在有多个工作场所的情形下，还包括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必经区域。

“因工作原因”，是指职工受伤与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职工系因从事本职工作而受伤。除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醉酒导致伤亡的、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外，职工在从事工作中存在过失，不影响该因果关系的成立。

案例三、何某诉江苏省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裁判摘要】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是两种相互联系的认定属于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事故伤害情形的必不可少的时空概念，不应割裂开来。结合本案，何培祥在上午听课及中午就餐结束后返校的途中骑摩托车摔伤，其返校上班目的明确，应认定为合理时间。

案例四、邹某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裁判摘要】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

案例五、陈某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9期）

【裁判摘要】食宿在单位的职工在单位宿舍楼浴室洗澡时遇害，其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界限相对模糊。在此情形下，对于工伤认定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三个要件的判断主要应考虑因果关系要件，即伤害是否因工作原因。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应理解为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而遭受暴力伤害，如职工系因个人恩怨而受到暴力伤害，即使发生于工作时间或工作地点，亦不属于此种情形。

“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或者约定俗成的做法，职工为完成工作所作的准备或后续事务。职工工作若无洗澡这一必要环节，亦无相关规定将洗澡作为其工作完成后的后续性事务，则洗澡不属于“收尾性工作”。

案例六、黄某诉刘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期）

【裁判摘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工伤事故达成赔偿协议，但约定的赔偿金额明显低于劳动者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应当认定为显失公平。劳动者请求撤销该赔偿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例七：王某诉江苏省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9期）

【裁判摘要】“工作场所”，是指职工从事工作的场所，例如职工所在的车间，而不是指职工本人具体的工作岗位。职工“串岗”发生安全事故导致伤害的，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而发生的，即符合上述工伤认定条件，“串岗”与否不影响其工伤认定。

案例八：邹汉英诉孙立根、刘珍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3期）

【裁判摘要】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组织公司清算过程中，明知公司职工构成工伤并正在进行工伤等级鉴定，却未考虑其工伤等级鉴定后的待遇给付问题，从而给工伤职工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该行为应认定构成重大过失，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作为清算组成员的其他股东在公司解散清算过程中，未尽到其应尽的查知责任，也应认定存在重大过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九：北京国玉大酒店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9期）

【裁判摘要】“职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该规定，下岗、待岗职工又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该单位也应当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在该单位工作时发生工伤的，该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案例十：杨某诉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期）

【裁判摘要】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应当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算。这里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应当包括工伤事故导致的伤害结果实际发生之日。工伤事故发生时伤害结果尚未实际发生，工伤职工在伤害结果实际发生后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不属于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情形。

案例十一、铃王公司诉无锡市劳动局工伤认定决定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期）

【裁判摘要】在《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前作出的工伤认定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后，又在《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后重新启动的工伤认定程序，应当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已经终结的工伤认定程序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如果已经掌握了有关职工受事故伤害的证据，在重新启动的工伤认定程序中可以不再进行调查核实。

案例十二、杨文伟诉宝二十冶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8期）

【裁判摘要】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该劳动者既是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又是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同时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侵权赔偿；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均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赔偿责任，即使该劳动者已从其中一方先行获得赔偿，亦不能免除或者减轻另一方的赔偿责任。

案例十三、松业石料厂诉荥阳市劳保局工伤认定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

【裁判摘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要求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据，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向行政机关提供证据，事后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向人民法院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不予采纳。

案例十四、何文良诉成都市武侯区劳动局工伤认定行政行为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期）

【裁判摘要】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上厕所”是其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告作出的行政认定未体现劳动法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属适用法律错误。

案例十五：王明德诉乐山市人社局工伤认定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发布第14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6〕311号，指导案例69号）

裁判要点：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能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时，该行为将导致王明德的合法权益长期，乃至永久得不到依法救济，直接影响了王明德的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并且王明德也无法通过对相关实体性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以获得救济。因此，乐山市人社局作出《中止通知》，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